1986年，吴邦国在小红星儿童团仪式上

绿领巾最早出现在上海

早在1949年，中共中央即决定分别建立“儿童团”和“少先队”两级组织。但此决定并未实施，在真正建队时，把少年和儿童都并入了“少先队”。此后，党中央和团中央又曾经准备根据年龄划分开两者，并指示“经过试验后逐步推广”，毛泽东还曾经亲自过问此事，北京上海都进行了局部试验，但终因“文革”等因素，再无下文。

此后，在团中央的支持下，上海的实验却并没有停止：上世纪80年代初时，上海市虹口区第三中心小学举行了小红星儿童团员佩戴绿领巾仪式，1986年共青团上海市委少年部正式宣布在全市小学低年级学生中成立了小红星儿童团。这之后，全国其它地区也纷纷进行了试点。

绿领巾因实际需求而设立

随着少先队的不断发展，教育工作者越来越感到将儿童和少年合在一个组织中进行教育不符合教育规律的要求。比如有人形象地指出——“少先队的队龄期横跨了儿童和少年两个不同的年龄段，但其章程主要是根据少年的特点制定的，因此在许多方面都不太适合低年级儿童，广大辅导员在实践中早就感到这一矛盾。队礼、呼号的含义都较抽象，低年级儿童理解不了；队歌太长，他们记不住；队旗太大、旗杆太高，与他们的身高不相称；队鼓太大、太重，他们背不动；队名是‘少年先锋’，不符合低年级儿童实际……”

真正的绿领巾和红领巾没有高下之分

上海的试验，具体来说就是“把小学低年级儿童从少先队里头分出来，建立一个适合低龄学生特点的，附属于少先队的专门组织——儿童团。”

需要注意的是，儿童团是少先队的附属组织，不是与少先队平行的独立组织；此外在名称、标志上，儿童团用了“小红星”和“苗苗”两个形象，没有直接用“共产主义”的名词。

由此，6-8岁（小学一、二年级）的低龄儿童进儿童团，佩戴绿领巾，9岁（小学三年级）以上的孩子进少先队，佩戴红领巾。红绿之间没有高下之分，绿领巾更不是红领巾的替代品或低配版。

其实反过来想想就能明白，如果真如报道中所说的“差生戴绿领巾”，那上海的试验不早就失败了吗？上海市的绿领巾制度怎么可能一直沿续到今天？

左：上海市绿领巾 右：各地常见绿领巾

领巾只应该承担教育功能

其实无论红领巾还是绿领巾，更应该在教育过程中体现的，是它们本身的教育意义。比如红领巾“国旗的一角”，或是绿领巾的“环保、健康”。

无论是儿童团还是少先队，更应该是一个根据年龄划分的组织，一旦孩子年龄达到就应该自动加入，而不应再在加入条件上附加太多的指标。

但目前所有的领巾都会有成绩考量，成绩或者表现优异的学生优先入选，稍落后一些的学生则要等待下一次机会。

那种用领巾来标识“先进”的做法本就不妥

“这是少先队一批的，这是儿童团二批的”……，现实中，红领巾和绿领巾分别成为标识少年和儿童中“先进者”的工具。通过分批次的发放领巾，让学生也随着批次被分为三六九等。

这样的做法，早已被世界潮流抛弃，是公认的违背教育原则的。一者少年儿童的发展没有定型，不宜对其下什么先进后进的结论；二者孩子往往各有所长，根据成绩论优劣不科学；三者，最重要的是，划分等级有损人的尊严，会对人（尤其是孩子）造成心理伤害，以及还有其它诸多弊端，学校教育的根本原则是保护和培养少年儿童，而不是伤害！…[详细]

孩子坐上家人的自行车，将绿领巾摘下

各地引进绿领巾，已经是上海模式的变异

如果说上海的绿领巾只是低龄版的红领巾，仍然象征一种荣誉的话，那么各地引进的绿领巾，已经像甘肃临洮县第二实验小学和西安市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这样，将其变异为“差”的标识。

这从绿领巾的样式变化也可以看出来。标准的绿领巾是圆领结形的，而各地的绿领巾往往就是和红领巾一样的样式，只是颜色变了（见上一段图）。

将差异形象化、对立化是错上加错

如果说“优先入队”只是将差异中的优势一方体现出来的话（这本就不对），那么“红绿交加”则是把弱势一方也强制性体现了出来，过早的让他们有了差距感和隔膜感，是错上加错。

该小学在同一时间内，将小学生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块阵营，非红即绿。如此明显的标识差别，将会给戴绿领巾的孩子带来怎样的弱势感与自卑感，应该是不需要通过校长所说的“过细的考虑”就能想到的。

学校还错在哪里：

1.信息不公开，私自决策

“确实没想到，家长会对绿领巾有意见。”西安市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冯老师如此表示。

此外，据记者宋飞鸿透露，学校在考虑这做法时并没有征求家长的意见。

而未央区委宣传部提供的材料也证明了这一点：“学校前期调研不够充足，没有严格按照队章规定执行，也没有向上级主管部门进行汇报，做法欠妥。”

2.追求“特色办学”，却忘掉了教育的本质

有报道指出，该学校在2008年被确定为当地改革试点单位后，校方提出了“办特色学校”的理念。这次为一年级还没有入队的小学生佩戴绿色领巾的做法，就被视为探索之一。

学校爱他的学生，但遗憾的是，这种爱却是通过自说自话的方式，粗暴地表达出来的。学校一味引入了“外地先进经验”，却忘了教育本身是给人智慧与勇气，并不是伤害与痛苦。

四个原因

原因一，少先队仿照党组织的加入规则，先进先入，后进后入，而没有考虑到少年儿童与成年人之别。

原因二，等级观念余毒未清，政治、社会上的等级观念也侵入学校，60年代区分“自来红”、“红外围”、“黑崽子”那种极端的等级制虽已为人不耻，但等级观念仍未作古，仍在作祟。

原因三，教育资源不足，只能选出一部分人来给与倾斜，而达不到普及每个学生。

原因四，学校的目的不是育人而是追求升学率，红绿领巾就成了促进学习成绩的手段。

这种“三六九等”早该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了

领巾的颜色还只是其一，诸如“分快、慢班，按成绩编排座位、考试成绩排名”等，无不是把三六九等落到了实处。这些做法为何不可取，已经无需赘言。

学生不应该被标识为三六九等，任何对学生差异化对待，或者强调差异的行为，都是教育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