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央视曝光的暴利药芦笋片

央视缺漏之处：没指出暴利药大都是“非基本药物”

央视针对暴利药的调查，不管是去年针对芦笋片和恩丹西酮，还是今年针对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 ，整个过程都非常详尽清晰，让民众对出厂价较低的药物如何经过重重加码成为天价药有了深刻的印象。不过，央视的两次报道都有一个最大缺陷，就是没指出来不管是芦笋片、恩丹西酮、还是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实际上都是“非基本药物”，虽然去年的报道里也引述了专家关于基本药物也存在暴利现象的说法，但毫无疑问大多数暴利药都属于“非基本药物”。

“非基本药物”与“基本药物”一字之差，正是关乎为何在央视曝光芦笋片后，暴利药仍屡禁不绝关键所在。

新医改：非基本药物是市场行为

所谓“基本药物”，指的是能够满足基本医疗卫生需求，剂型适宜、保证供应、基层能够配备、国民能够公平获得的药品，主要特征是安全、必需、有效、价廉。2009年“新医改”启动时，中国公布了《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这标志着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开始建立，目前包括化学药品、中成药共307个药物品种 。而所谓“非基本药物”，则是国家药典中除去基本药物外其余的药物。

2009年开始实行的“新医改”方案，把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放在了极为核心的位置。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26次提到了“基本药物”，只有1次提到了“非基本药物”。而前几天李克强副总理在《求是》发表的重要文章《不断深化医改推动建立符合国情惠及全民的医药卫生体制》中，也是全文多达100多处提到了“基本”，但只有5次提到了“非基本”。而且是这么表述的——

“这次医改的最大特点，就是区分基本和非基本。基本医疗卫生的职责由政府履行，也可以由政府向市场购买部分服务；非基本医疗主要交给社会去办，政府对医疗市场进行必要的监管和调节……在做好保基本的同时，也要促进非基本医疗服务的发展，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鼓励社会力量举办选择性的、个性化的医疗服务，适应患者多层次、多样化的医疗需求”。

用广东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的话来说，就是政府来支持基本药物服务，而“非基本药物是市场行为”。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建设，尤其在定价方面，09年以来一直在大力推动，在“芦笋片”事件后，2010年安徽首先启动了新的基本药物招标模式，在“药价虚高”上用力过猛，反而陷入了“药价虚低”的泥潭，上海等处的改革也已经开始。总体而言，随着国家的不断强力介入，以及2011年底医改三年考核期的邻近，虽然说也仍然存在一些暴利药，但总体来说价格得到了较好的控制。

但央视曝光的这些暴利药，却正好是“新医改”说要交给市场解决的“非基本药物”，所以说，指责暴利药是国家执行“新医改”失败的结果，未免打错靶子了。

被忽视的“非基本药物”成了暴利药

然而，即便暴利药的出现都是非基本药物的“市场行为”，这500%至2000%的利润无论如何也是不可思议的，这也恰恰说明了“新医改”过于重视基本药物制度，而对非基本药物的状况过于疏忽。

在09年启动的“新医改”中，对医院售卖非基本药物继续实行加成政策，医院对每种药非基本药物都可以在进价的基础上加价15%卖给患者，而对基本药物执行严格的“零差率”，即医院进价多少，售价多少。对原先非基本药物的招标采购制度，也未如对基本药物那样施行了大手术。

这么做的初衷，是为了让大型医院可以继续“以药养医”，驱动自身发展，提供更好的服务，并促进竞争。而基层社区医院则一律不能使用“非基本药物”，必须给病人开基本药物。

然而，基本药物制度对公立大医院的规定是，把基本药物作为首选药物优先使用，但是却未规定其使用基本药物的比例，这样一来就完全可能出现部分大医院实际上并不优先使用基本药物的情形，而且这方面并没有一个有效的监督，所以导致原本可能给患者带来的实惠难以落到实处。在医生方面也很容易规避政策——只需要在现有高利润处方的基础上，再增加一味基本药物，就不算违规，而且很有可能为了弥补基本药物所造成的“损失”，而转嫁到其他利润高的、非基本药物上来。

据统计，中国的药物市场，多达90%的销售额被“非基本药物”占据。不仅央视前几天曝光的500%利润以上的暴利药绝大多数都是非基本药物，去年医院单药品规模销售的排行榜上，排名前二十的也绝大多数是非基本药物。

而由于“新医改”并未把“非基本药物”作为政府主要负责的内容，而是交给了市场，在欠缺充分监管的情况下。由于市场的寻租行为，“暴利药”便屡禁不绝了。

在全国药品中标查询系统中搜索央视这次报道的利润率最高的几种药，可以清楚看到，各地的中标价差别往往可达一倍以上，很多暴利行为都持续了好几年，甚至在某些地区利润率能高达4000%。

正如广东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所说，怎么限制非基本药物的价格，招标找到合适的产品，必需要重视起来了。

监管无力是暴利药出现的一大原因

首先一点，应淘汰一批非基本药物，尤其是中成药

中国的基本药物制度，是在世界卫生组织基本药物行动计划下帮助建立的，入选的307种基本药物，基本上属于国家严格认定有效、廉价、安全的药物，属于精挑细选的。

然而，非基本药物的效果未必就是这样了，而且，恰恰是大量劣质非基本药物的存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暴利药的出现。

第一点理由是，很多非基本药物疗效低下，尤其是大量的复方中成药，其有效成分基本上都是西药，中药的部分不仅没有效果，而且还往往伴随着各种不良反应。例如去年在规模以上医院销售额达到14.3亿的血栓通，就是一种备受诟病的中成药。而且，中成药的回扣现象也是特别严重。另外，中国药监局每年批准的“新药”多达几百种，算上仿制药则有千种以上。而美国药监局FDA平均每年通过的新药数量也就在20种上下，算上仿制药，也不过多至百种左右。在审查不严的情况下，中国各种层出不穷的新药疗效可想而知。因此，国家应该淘汰掉一批非基本药物，并严格限定新药上市的数量。

第二点理由是，市场上太多非基本药物会大大增加政府招标审核的工作量。国内药品审核专家数量质量本来就有很大不足，加上乱七八糟的药太多，验药的成本自然很高。政府订立最高指导价的功夫都不够，每年还需要招标研究，对药品的疗效、成本都摸不清楚，最后出来的“中标价”自然会非常离谱——正如央视调查的那样，专家们就坐在办公室里填填表，甚至直接让厂家和医药代表填了。

第三点理由是，由于患者与医生在治疗方面信息严重不对称，太多乱七八糟的药会让患者处于更不利的地位。往往是医生说什么患者就听什么，医生开什么药患者就吃什么药，作为医疗行业“上帝中的上帝”，医生开暴利药拿回扣现象就很难避免了。而假如能把药品的数量控制下来，让患者对各种药的疗效、价格能够有更清楚的了解，那自然也会降低这种乱开药现象的可能。

国家须加强对“非基本药物”定价过程腐败行为的监管

由于“基本药物制度”受到了国家最高程度的关注，“非基本药物”在监管过程中自然容易受到疏忽。

实际上，去年8月，天价芦笋片事件曝光后，北京曾经出台过一个规定——“今后药品报价、开标、评标、议价等每一环节的数据将刻盘封存，防止篡改。”但这看起来非常有决心的表态在两个月内就被证实没什么作用，本次曝光的20种暴利药， 许多都是去年10月通过招标的——而当央视记者打算采访这些招标审核人员时，全部都拒绝了采访。

显然，国家须加强对“非基本药物”定价过程腐败行为的监管，而不能仅仅把精力都投入到“新医改”和“基本药物制度”的建设之上。

在药物包装盒上明码标价，会有这一天吗？

要想彻底解决“药价虚高”、“暴利药”等现象，最好的办法或许是在药物的包装盒上标明出厂价甚至是零售价，在成本价格充分透明的情况下，暴利行为自然不可能再次出现。台湾当局就规定所有药品都要标上成本价和零售价，这样患者就可以看价卖药不会吃亏。

然而，在药物包装盒上明码标价的提议在内地实际上已经出现很多年了，还曾经一度传出过“发改委拟规定药品外包装上印制出厂价格”的消息，然而，鉴于各种原因，例如各地药物成本不一、摸底困难，以及妨碍竞争不利我国制药行业发展等等，一直没有实行。

价格管制会妨碍制药企业的竞争力，关于这点确实存在前车之鉴——日本的药品价格就是由政府指定的，而且他们还实行全民医保。这个政策无疑会影响到日本药企在制药方面进行研发投入的热情，以致日本药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连年下滑。但换来的好处是，日本不存在药品价格虚高的问题，全民在医疗投入上的开销也相对较少。而实行完全定价自由的美国药企，其研发实力、产品竞争力是全球最强，但美国人在医疗上的投入也成了一个无底洞。

权衡轻重，在适当的时候，或许中国也应当出台更为严厉的药物价格管制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