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警班其实就是复旦的国防生班

武警班同学是正规复旦生，学习要求与普通学生一致

有媒体将新闻标题改为“武警班学生请假追星”，其实并非如此。这些学生都是复旦国防班学生，纪律要求和军校别无二致。复旦从1999年开始招收武警国防生，属于定向培养，不仅要求成绩要上一本线，对身体素质等也有诸多标准。

这些学生和复旦普通学生在学习上并无不同。在一份复旦大学哲学系党支部扩大会议的记录里可以看到他们的发言，这些学生很看重规定的课程学习任务，几乎每个入党积极分子都会提到自己的成绩怎么样。所以，他们确实都是复大哲学系的正规学生，并且都非常重视成绩和纪律，几乎不可能愿意主动缺课。

团委、学生会过分依赖武警班维持秩序，活动开始前5个多小时竟然就让武警班“执勤”

这些武警班学生也经常承担一些学校维持秩序的工作，比如2005年为复旦招办站岗，2008年又和保安一起为一场招聘会执行安保工作。这不是特例，许多高校的国防生都会被安排各种各样的维持秩序的任务。

不过无论如何，像这样事先不请假，临时被抽调走的情况实在少见。他们的确是身体条件出色又具备军事素养的人才，但是他们同时也是普通学生。定向国防生的意义在于毕业后他们会统一入伍成为军官，他们没有义务去听从团委、学生会的指挥，放弃上课，而去为一个明星见面会维护秩序。更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活动当天晚上18:00才开始，而学生们的课是在当天下午，其实并不冲突。学生会的理由是，“当天中午过后，就陆陆续续有同学开始在相辉堂门口开始排队入场”。在有保安、有值班民警、有学生会同学的情况下，这35名有课的同学却还是早了5个多小时被叫去维护排队秩序，实在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大场面”滥用警力，可不是学校的发明

复旦大学学生会的官方微博表示，“作为学生组织，我们知道学校第一课堂的教学是非常重要的，绝不会因为其他事情耽误同学们的学习，这是学生会搞活动一贯的原则”。但是，“知道”、“绝不会”、“原则”，与其把武警班“人尽其才”的实际做法比起来，恰恰说明其根本就没有把武警班的学员作为“同学们”来看待。（光明日报评论员语）

复旦学生会为什么会有这种思维呢？想一想平时社会上，官员为了“大场面”滥用警力的事情比比皆是，比如一些完全没必要的事情都要警车开道，复旦团委、学生会这样“抽调”武警班，无非是“官僚作风（滥用警力）”在校园里的映射罢了。

做学问的桑德尔同样受复旦学子追捧

教授错把板子打在“娱乐追星”上

反观已经61岁的张教授，他是复大哲学系的一名博导。他并没有把武警班的学员当成只是来复旦大学“混文凭”的人。否则，他也不至于感到“如此生气”。作为一个认真教学的老教授，张教授无疑令人尊敬。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张教授最感到生气的地方不是学生被缺课，而是“团委的相关领导分不清楚教学科研是第一位还是娱乐追星是第一位”，因此他认为“世道变了”，并用孔老夫子的“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作为标题，表示“娱乐误学”，乃至“误国”。但显然，团委、学生会在这件事中并没有把“娱乐追星”放在第一位，而是体现了其官僚化。

哈佛也选流行天后做年度艺人，娱乐明星污染不了大学

今年3月份，流行音乐天后、南非世界杯主题曲的演唱者夏奇拉被哈佛大学基金会选为“年度艺人”，以表扬她在艺术及人道工作方面的杰出贡献。夏奇拉身穿黑色正装领奖，频频开心大笑。她在颁奖礼上与学生一同表演分享她在人道工作中的经验及理想。哈佛官方网页介绍，成龙、威尔•斯密斯、哈利•贝瑞等娱乐明星都得过这个奖项。

事实上，在香港，演艺圈明星也经常被请去和学生交流，分享自己的人生感悟。大学生在和这些明星交流的过程中，也往往有所启发。而在英国，张曼玉还被爱丁堡大学授予“荣誉博士”，表彰她“有重要成就，是学生的典范”。汤唯也去韩国和大学生交流过。

这次梁朝伟等人的交流会上，三位明星和学子们一起分享了自己对梦想的看法，而活动的主持人则是香港一位社会学博士马家辉，知识很渊博、主持也很有范儿。有一个小细节是，复旦一位学子后来发微博说，“其实今天梁朝伟一行人来复旦最震惊我的有这么一件事：有两个大概香港来的穿着极潮的随行人员问我‘你们复旦大学最近的大门在哪里？’我作为工作人员答‘你们出去有什么事吗？’，对方答‘我们想抽支烟’。”

请娱乐明星交流和请别的社会名流、成功人士来交流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他们往往更受欢迎，但是正如专门研究青少年心理的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岳晓东所言，“偶像崇拜就像发青春痘一样，对于青少年来说，是不能避免的，没有必要进行否定和歧视，人们应对此持包容的态度。”上个世纪80年代，也不是张教授说的那样，学生只崇拜陈景润，还有两个名字很响亮——崔健和罗大佑。

复旦学子也曾疯狂追“学术明星”，对学术问题的讨论程度不亚于哈佛人

今年5月22日，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备受追捧的公开课《公正》的教授者迈克尔•桑德尔来到复旦，可以容纳近千人的光华楼报告厅走道和入口都挤满了人，他一上台，就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他每一个问题，学生们都抢着回答。桑德尔接受采访时说，中国学生的英语水平、讨论的质量和热烈程度，即使与哈佛大学相比，也是“毫不逊色的”。

这样的学生，难道像不热爱学习的吗？不巧的是，今年10月，《中国青年报》做了一个调查，结果84.7%受访者都说学生逃课严重。有些学生功利地认为大学学东西没用，不如实习或者参加各种社活动；有些学生则认为反正中国大学是“宽进宽出”，很好混学分；还有的学生确实热爱学习，但是实在不爱去上课，中国大学长期以来“重研究、轻教学”的陋习并没有多大改变，因此一些负责任的大学教师在看了桑德尔等人的公开课视频后觉得有点自惭形秽。不过中国大学的重研究又以论文数量作为硬指标，假若以此项来看，中国绝对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学术科研大国”。

所以，作为博导，张教授如此重视教学任务是相当令人尊敬的，只是他“娱乐误学”乃至“误国”的论调有所偏差，通过桑德尔的例子就可以看出学子们并非不爱知识，娱乐当然也不是第一位。

巧的是，80多年前就有复旦人犀利地批评过学生爱娱乐，那个时期却仍然人才辈出

张教授说“世道变了”。其实不然，80多年前的复旦人也爱娱乐。1928年8月6日，鲁迅任主编的《语丝》上刊登了一篇名为《谈谈复旦大学》的文章，文章作者徐梵澄当时刚考入复旦西洋文系，对学校状况很不满。他写道，“上起课来，真有意味了。每人手小说一本，如血滴子之类；或杂志一本，如红玫瑰之类；小报一张，如金钗之类，低下头悠然细看，没有人听也没有人问。偌大个课堂，只剩下教授们对这自己的讲义寂寥的念，声音如空山夜里的怪鸟。”“如果有人走进一栋寝室，大概也会疑惑错进了戏院吧！左边正在‘先帝爷，下南阳……’右边又可听到：‘妹妹！我爱你……’”“余钱已入荷包，学分已经获得，文凭已经到手，哄哄然，哄哄然，散了。”这位学生，后来成为了一名非常有名望的哲学大家。

徐先生的批评文章引起了巨大反响，而后，《语丝》上又登出了好几篇复旦人的回应。但是，人们的焦点当然不在“娱乐是否耽误了复旦人，让他们不爱学习”上，而是在于复旦这个小社会究竟是否也沾染了那么多大社会的恶习，例如，“学生会强迫普通同学，其内部又上演党同伐异的派别斗争”，更在于复旦能否变得更好。在当时，学生会已被视为“学校的组织，不是为学生谋福利的。”无论如何，学生能够如此开诚布公地在杂志上公开讨论学校的种种弊端，也是一种自由的空气，恰是学术需要的。事实是，当时的私立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先生（跟台湾的同名同姓者没关系）是一位大教育家，学校也培养出了许多杰出的人才。因此，“娱乐误学”之说从历史看，也经不起任何推敲。不过，当时的一些情况今日的校园依然存在，比如，80多年前的复旦人指出的“金钱与文凭的交换，实是今日中国整个教育的一个根本问题，而不是复旦的单独现象”。当然还有徐先生那句“学分已经获得，文凭已经到手，哄哄然，哄哄然，散了”。

中山大学在国内首次尝试学生会直选

学生会是个小官场，上演各种“怪状”

此次风波中出来说明的组织者是复旦学生会，它是受团委领导的学生组织。几乎所有中国大学都是这样，学生会并非自治团体。而复旦学生会的文章也被批为“官样十足”。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陈伟前不久发表了一篇有关学生会的“博文”。该文一经面世，立刻引来热议。陈教授的文章分析说，现在大学学生会干部为了争取相应的利益，一心追求让（团委）领导高兴，遵从的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官本位和奉行形式主义。由此，“在这种氛围中成长的学生，不懂公民美德、公民自治，进社会了还是搞官本位、阿谀奉承，他们能力越强，危害越大”。今次的复旦武警班风波中，恰恰也印证了陈伟教授的一些思考。

事实上，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之前就在开学典礼上直斥“学生官场怪状”，并批评现在部分学生“跑官要官”，功利心重。

好的学生会不止维护学生利益，更能培养公民意识

有人做过比较，结果发现学生会不管在中外，他们的书面宗旨都包含为学生争取利益。其实，中国内地之外的学生会也非常政治化，也培养未来的政治明星。2006年，一位中国女孩成了哈佛研究生学生总会的主席，国内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她是“哈佛总统”，据称，有三位美国总统都做过哈佛的学生会主席。

事实上，在美国，学生会其实是被叫作“Student Government”（学生政府）的，而学生联合会（Students' Union）通常指的是学生活动中心。大部分大学的这个“政府”和真正的美国政府一样，也搞“三权分立”，行政、司法、立法，三个分支有模有样。每一个学生政府成员都是由同学们自己选出。谁要当学生政府成员，就必须从竞选活动开始，最后由全体学生投票表决。每到竞选，总是热闹非凡。而在香港也是这样，要竞选，就要拉票，要有自己的“施政纲领”。

所以，不少评论认为，学生会除了服务同学的利益外，更培养着公民意识，同时也培养了未来的政治家，只是他们学的是如何去竞选，如何去服务同学，而不是请客吃饭、讨好老师、上级。

不过，要想“官僚化”消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事实上，国内也有学校尝试过学生会直选，不过选完主席之后，一切好像就悄无声息，也有不少学生抱怨，主席竞选时承诺的服务没有做到。这是因为，学生会还是不独立，依然有团委管，也不像别的国家和地区的学生会那样，有着独立的资金来源。这同经济不独立的人很难“断奶”是一个道理。

考察学生会的起源，就是来源于学生的自治。中世纪后期的意大利，学生掌管着学校一切，这应该是人类历史上学生自治的巅峰，学校一切权利都在学生手中。然而，随着政府提供教育经费，并收编学校，这种独立性就荡然无存了。早期美国大学照搬了英国高校的模式，主要目的是培养牧师，所以学校被称为学生的“代理父母”，非常权威，遑论学生自治。

可是，从上个世纪50到70年代开始，有一场全球性的大学生变革展开。学生们取得了一些自治的权利，甚至能够参加校董会（比如美国伊利诺伊州大学有12名董事，其中有2名是学生），美国是最明显的例子。这种转变伴随着一场“教育市场化”（非“教育产业化”）的运动，学生的学费成为高校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不再是免费或者出很少钱，相对的，权利也就加强了。另一方面，1969年的“廷克诉梅德因独立社区学区案”中，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最后裁定了大学生是拥有完全权利的人，高校不能因为推测他们的行为有可能危害学校的秩序来限制他们的权利。本案意味着学校对学生的行政控制权的弱化。美国在1971年的宪法修正案中将选举权的法定年龄从21岁改为18岁，这就代表着大学生如果年满18岁，就能够享有所有成年公民的权利，他们的参与地位从此得到了法律的认可。这一系列的变革都让学生的权利重新得到重视，也给予了学生会这样的学生自治组织基础。

当然，在大学还是行政化，民办高校还是举步维艰的时候，要想学生会不官僚实在困难。要想培养出大师来，更是奢谈。而学生会官僚化同“轻教学质量重论文数量”、学生功利化等现象其实都是同根同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