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豆腐黑作坊内智障劳工死亡 老板赔15万私了

一家豆腐黑作坊，肮脏混乱的操作间。

徐庄村一豆腐黑作坊内，两名智障劳工正在劳作。

12月3日，通州台湖镇徐庄村一豆腐黑作坊内的一名智障工，双手变形浮肿，他称常被作坊老板殴打。

舒新红死了。他是一名智障人士，受雇于通州一家豆腐黑作坊，老板是湖北云梦同乡。

尸体火化了。虽然同为智障劳工的妻子满身伤痕，称舒新红是被殴打虐待致死，但因无法尸检死因成谜。

记者调查舒新红生前受雇的豆腐坊，发现附近仍有多家豆腐黑作坊经营，多名智障人在里面做工，他们身上也有伤痕。

目前，警方、劳动监察部门已介入调查。

“救救我”，电话中传来智障儿子呼喊声。

11月18日，湖北省云梦县城垸村的舒文忠，接到北京打来的电话。

39岁的智障人舒新红和妻子，在通州台湖镇徐庄村一家豆腐坊做工，老板是同乡的田建军夫妇。

19日下午，舒文忠得知儿子舒新红已经死了，尸体正在运往老家的路上。

面对儿子的尸体和满身伤痕的儿媳，舒文忠不相信田建军给出的死亡原因舒新红突发心肌梗塞，吃饭时哽死了。

老乡雇智障夫妇进京做豆腐

11月20日，新房外墙的红砖垒到第六层时，舒新红回家了。

一辆白色的面包车行驶一千多公里，从北京通州返回湖北云梦。车内花花绿绿的棉被下，舒文忠看到了儿子的尸体。“头发和胡子都老长了。”舒文忠说，比几个月前离开家时还邋遢。

1972年出生的舒新红，是舒文忠的长子。舒文忠说，儿子出生后不久，发高烧烧坏了脑子成了智障，听不太懂别人说话，情绪不稳定。

1999年前后，经村里人介绍，舒新红娶了杨小兰，也是一名智障人士，舒家人说情况比舒新红好一些。

虽然脑子有些问题，舒新红还是能干体力活，曾去过亲戚的工地上打工、背水泥，每背一袋水泥上一层楼挣一块钱。妻子杨小兰在家务农，在两亩八分的耕地上种棉花。

舒文忠回忆，今年年初，本村做过干部的程桂元找到自己，问他愿不愿意让儿子和儿媳去打工，程桂元的女儿和女婿在北京做豆腐，舒新红夫妻俩一年可得工钱1.8万元。

“上北京，好。”舒文忠问儿子时，舒新红当即答应。

2月7日，正月初五，舒新红夫妇随田建军夫妇奔赴北京。

舒文忠记得那天天气很好，却想不到这是他与儿子的最后一面。

智障儿子电话里喊“救救我”

舒文忠原以为做豆腐的活怎么也比背水泥轻松，再说还是给老乡干活。

儿子儿媳离家的9个多月里，舒文忠接到田建军四五次电话。“两个孩子都不会用电话，都是老板打来的。”舒文忠说，多是田建军抱怨儿子不好好干活。每一次舒文忠都是安抚儿子，劝他听老板的话。

今年11月初，舒文忠将两间老房子推倒了，打算重新修建。“人家都盖楼了，我家没钱。”舒文忠说，他也打算盖两间新房，一间给儿子舒新红，一间是老两口自己住。

为了盖房子，舒文忠从程桂元手里拿了1万元钱，他说，这是儿子出门打工时，田建军夫妇许下工钱中的一部分。

新房还没盖好，11月19日，舒文忠就接到了儿子的噩耗，通知他的还是程桂元，“舒新红断气了”。

而一天前，舒文忠在电话里听到儿子的声音，“喊了一声救救我”。

对于这个电话，田建军称，由于舒新红不干活，他想把舒新红打发回家，“为了吓唬舒文忠，教给舒新红说‘救救我"。

舒新红尸体到家当天下午，田建军的妻子程爱平带着杨小兰乘火车返回老家。

儿媳杨小兰的变化让舒文忠更加怀疑儿子的死因。

儿媳称豆腐坊内遭殴打虐待

按照舒家人的说法，杨小兰像是变了一个人。

此前100多斤的体重，此时只有七八十斤。家人拿出杨小兰在2009年办理的第二代身份证，照片中是圆脸，双颊有肉，如今的杨小兰的脸型变得细长。

更严重的是，杨小兰的手脚肿胀、皮肤开裂、生有皮疹，左右脸颊及右腿迎面骨处有淤青。

11月21日，杨小兰被送入云梦县医院住院治疗。除了外伤，医生起初还怀疑化学性中毒症状，将杨小兰送入肾病科。经检测杨小兰的肝肾功能正常。

“肝肾功能正常不代表没有中毒，中毒到一定程度才会影响肝肾功能。”杨小兰的主治医生称，县医院的设备和条件尚无法确诊中毒。

11月30日，杨小兰仍然躺在病床上，低烧不退。

她称，手脚肿胀是做豆腐泡的，其他的伤则是老板和老板娘打的。在田建军夫妇的作坊中，她和丈夫舒新红每天凌晨4点左右便被叫起床，做磨黄豆、清洗等活儿，直至晚上11点左右才睡觉，“有时一顿饭只是一两个馍”。

杨小兰称，由于太累，她和丈夫有时不想干活，或者只是干活动作慢了一点，田建军夫妇便对他们施以拳脚。丈夫舒新红遭到田建军的殴打后卧床不起。死亡四五天前，舒新红不想干活，被田建军从床上拉到了地上，用脚踢。杨小兰试图护住丈夫，却遭老板娘扇耳光。

对此，田建军否认殴打舒新红夫妇，杨小兰身上的伤是“自己跑到院外林子摔的。”

田建军说，他家豆腐坊早上5点起床干活，一般下午4点左右活就干完了。但舒新红干活磨蹭，“正常人五分钟能刷好一个桶，他需要干六个小时。”

鲍姓姐弟在通州与田建军夫妇同在一个院子做豆腐。对于舒新红夫妇的是否挨打，12月3日，鲍家弟弟先说“自家孩子犯错还会打几下，这没什么。”随后又改口称，是杨小兰自己从柴垛上摔下来弄伤的。

豆腐坊老板赔15万未追刑责

对田建军给出的“舒新红突发心肌梗塞，吃饭时哽死”的说法，杨小兰也不认同。

她称，丈夫是因经常遭到殴打导致死亡。舒文忠说，儿子以前身体强壮，从事背水泥上楼的工作，没得过什么病，“突然人就没了，很奇怪”。舒新红的弟弟也称，哥哥尸体的背部、肋部有疑似瘀伤。

但田建军坚持称，11月19日10点多，他家中午饭吃得早，舒新红发心肌梗塞，吃饭时哽死了。

对此，鲍家弟弟称，舒新红不爱干活，死亡前几天，舒新红因感冒，看上去萎靡不振，“19日上午，他（舒新红）媳妇杨小兰给他喂饭，呛住了。死后田建军把车开进院子，把舒新红拉回了湖北老家。”

《北京市殡葬管理条例》规定，火葬地区内死者的遗体应当在本市内火葬场火化，禁止运往外地。外地来京人员在本市死亡后因特殊原因确需运回原籍的，必须经遗体所在区、县的民政部门批准；未经批准，遗体存放单位不得放行。

对此，田建军说，舒文忠要求见儿子一面，他才冒着风险将尸体偷运回来。而舒文忠称，田建军的岳父程桂元告诉他儿子尸体在北京没地方放，准备运回湖北。

11月21日前后，舒家因对死因有异议，向北京通州警方报警。

通州警方表示，接到报案时，尸体已经被运回湖北。通州警方与湖北警方联系，由云梦县警方予以配合调查。

与此同时，舒家与田建军夫妇也开始谈判，当地镇政府、村委会参与协调。

11月22日，双方签了一份《人民调解协议书》，田建军夫妇同意赔偿舒新红亲属15万元，并承担杨小兰在县医院住院治疗的费用。此后，舒家不得向田建军夫妇提出任何要求，包括赔偿要求在内。

11月24日，按照当地风俗，舒家请了亲朋好友一顿酒席。三天后，舒新红的尸体火化。

如今，舒文忠看着为儿子刚开始盖的新房，觉得儿子的死尚有冤屈。

舒家人认为，在当地相关部门的压力下，他们才没有提出尸检要求，致舒新红死得不明不白。而云梦县警方则称，舒家人不同意警方进行尸检，警方亦无可奈何。

最终，云梦县警方认定，家属对于死者的“死因无疑义”，即舒新红并非属于非正常死亡，没有进行刑事案件的立案，并依此回复了通州警方。田建军、程爱平夫妇自然也无需承担刑事责任。

探访

查抄黑作坊 三智障工身现伤痕

通州徐庄村存在多家豆腐黑作坊，3名受雇的智障人士称“不干活就挨打”，警方介入调查

赴湖北云梦调查智障劳工舒新红死因的同时，本报记者对舒新红生前受雇的豆腐坊进行探访，发现附近4家豆腐坊仍在生产，老板多是来自湖北云梦。工商等部门检查均为无照经营，查抄时发现3名智障人士受雇于黑作坊，3名智障人士也都来自湖北云梦，他们都称遭到殴打虐待。

一位曾在北京做了四五年豆腐的云梦县人士坦言，做豆腐的确很辛苦，“很难雇到人干活。”

村边神秘的豆腐坊

11月29日，通州区台湖镇徐庄村东南角，一片红砖房隐藏在茂密果林间，几缕青烟袅袅上升。

这里就是智障雇工舒新红死亡的地方，村民眼中“徐庄最不显眼的地方”。

村民们说，此处原是一片果园，五六年前果树被拔，地被承包，后来地上盖成房，“说是看护果园的房子，其实都租给了外地人。”

“这两年住的都是做豆腐的。”村民们说，豆腐从来不卖给村里人，做豆腐的人也从不跟村里人接触，“做的豆腐和做豆腐的人都很神秘。”

舒新红的死，村民们也有耳闻，“听说是智障人，但不知怎么死的”。村民们称，事后有警察封了一家豆腐坊，“那几天都不冒烟了，这几天又开始冒。”

密林里的这片红砖房分作两排，每排20余间房屋，灰色的大铁门加装在两排房之间，形成了一个独立的院落。

记者多次敲门，院内无人应答，只有七八条大狗狂吠不止。

徐庄村一家饭店老板透露，每天早晨四五点钟，他出外采办原料时，常见一辆厢式货车驶入红砖房附近。

11月30日凌晨5点，红砖房院内灯已亮起，一辆白色厢式货车驶来，径直开到大铁门前。铁门打开，院内十多人动手往货车上搬十余个白筐。

半个小时后，厢式货车驶离。

黑作坊产“黑豆腐”

“做好了豆腐，会有车来收。”12月3日，记者以收购豆腐名义进入这个封闭的院落，一名工人对记者说。

每天早晨四五点，大洋路市场的货车都来拉豆腐。

记者发现，这个院内共有4家豆腐作坊，其中3家作坊都在生产。最南头的一家作坊停产，正是舒新红生前所在的豆腐坊。

每家作坊都有一台磨浆机，两口大锅，数个大桶和大筐。每家的操作间都可以用污水坑来形容，水泥地面上千疮百孔，大个的窟窿可以容得下成人的脚，其间溢出的豆浆和污水横流，工人们都穿着雨鞋工作。

一家豆腐坊的操作间内，两名浑身溅满豆浆和豆渣的工人正在熬制豆浆。

灰烟遍布的大锅，灶底灰烬不时腾起，锅内豆浆上漂有明显灰烬。烧火工人拿手直接伸进锅内试温，并随手将灰烬拿手舀出甩在地上。

“我们都是从云梦老家出来做豆腐的，没有白作坊，只有黑作坊。”这家作坊的老板说，这个院内做豆腐的，都是湖北云梦县人。

院中最大的一家作坊，女老板姓鲍，她自称是该院最早做豆腐的，已有两年了。记者询问智障雇工舒新红一事，“我家不用智障人，智障人能干活吗？”鲍老板回答很干脆。

聊天间隙，记者看到鲍老板作坊内两男一女，始终埋头干活，他们目光呆滞，动作不便，几乎不说话。

其中一名看上去50来岁的工人，戴着一副红色塑料手套，一个劲儿在刷煮豆浆的大锅，上半身几乎都探进锅里，几次差点栽进锅里。记者多次想靠近他们，均被鲍老板拒绝。

12月3日中午，记者将徐庄村豆腐作坊情况举报。台湖镇经济发展科、镇工商所、城管等部门随即联合执法，将院内正在生产的3家及院外1家豆腐作坊的磨浆机、豆腐等查抄。

执法人员表示，经查该院内的豆腐作坊均无任何证照，都是黑作坊，今年6月查抄一次，8月一次，现在是第三次查抄，“每次查他们都说回家不干了，转眼又开干。”

黑作坊雇用智障人

正当执法人员查抄黑作坊时，鲍老板带着自家作坊两男一女三名工人想匆匆离去。其中一名看上去不到20岁的男工走路明显趔趄，表情呆滞，对满院的执法人员未看一眼。紧随其后的一名看上去50来岁的女工不时傻笑。

记者迅速追上，鲍老板见状迅速离开。

走路趔趄的年轻男工不住摇晃脑袋，嘴里嘟嘟囔囔。记者询问姓名年龄等，男工说叫“小明（音）”，嘟囔了近两分钟，也无法说清年龄。

“小明”身上的深色棉服没有纽扣，衣服对襟都用线绳拴起，站在雪地里不住发抖。

“他是傻子。”“小明”身边一名50多岁的男工摇晃着头插话。

这名插话的男工，自称1971年生，只知道自己是湖北云梦县人。记者询问具体住哪，该男工脸上不住抽搐，想了一会儿，突然将戴着的红色塑胶手套脱下去挠头。

随着手套脱下，院门口围观的村民瞬间惊呼起来。

这名男工的手肿胀如发酵的面包，手掌苍白，关节变形，皮肤已被完全腐蚀，整个手掌像是被石膏裹了厚厚一层，明显是长期被水浸泡所致。

“他们三个都是智障。”豆腐坊鲍老板的弟弟说，“女工是我亲姐姐，年纪大的男工是我姐夫，小男工是他们的孩子。在家讨饭都讨不来，我可怜他们，把他们带来做豆腐。”

就此，记者向三名智障工人求证，女工缄口不言，年长男工称，自己姓茅（音），“小明”姓师（音）。而“小明”对于“和老板是否为亲戚”，更是嘟嘟囔囔说不清。

智障劳工称常遭殴打

“不干活，要打，想回家。”年长的智障男工说，每天早上4点半开始干活，要一直干到晚上九点左右才能睡觉。

记者向“小明”询问其是否挨过打，“小明”闻言猛地往后瑟缩了一下，一只手本能地去抱头。随即，他低下头指指头上，一条红色的伤疤赫然留在头顶。

“小明”挽起袖子，双臂上都有明显旧伤。他又弯腰卷起裤脚，右腿上一条长约一寸的伤口尚未完全结痂，“天天打，这儿，前天老板打的，用大棍子。”

“小明”指身上伤口时，旁边的女工突然一手掩面，无声哭了出来，看到其他豆腐坊的老板走来，又迅速拭干眼泪。

对“小明”身上的伤，鲍老板的弟弟称，是替“小明”搓澡时弄伤的。

年长的智障男工称，豆腐坊老板答应每月给1600元，当记者询问工资是否按时发时，他和“小明”同时摇头。

对于智障工人的工资，鲍女士此前一直三缄其口。

现场联合执法人员发现雇用智障劳工情况后，联系通州劳动监察部门，“劳动监察部门的人在忙其他事，周一会专门到徐庄村处理这事。”

此时，鲍老板女儿再次要求将3名智障劳工带走，“带他们去吃饭。”

随后，记者将该情况举报至通州警方。民警和劳动监察部门人员赶到现场，已经找不到3名智障劳工。

截至昨晚，民警和劳动监察人员仍在寻找3名智障劳工和雇用者。通州次渠派出所表示，警方会坚持找到他们，若真存在殴打虐待智障工人行为，警方将立案调查。

记者采访中，多个消息源称，在智障劳工舒新红死前，一名60岁左右的智障老人，也死于这个神秘院落中的黑作坊。舒新红的妻子和“小明”等智障劳工称，智障老人是黑作坊雇用的，也经常遭到殴打，死后“像舒新红一样运回老家，赔了几万块钱”。

对此，鲍老板曾说，不清楚智障老人是哪家豆腐坊的，“听说是喝酒喝死的”。

A12版—A13版采写/本报记者 张晗 张永生

A12版—A13版摄影/本报记者 尹亚飞 张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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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社论：智障劳工案暴露城郊监管盲区

有关部门应尽快查找“智障劳工”的下落，并查清是否存在暴力用工的事实；对城市“边缘地带”，相关部门应提供普遍的公共服务，延伸无差别的监管体系。

据《新京报》报道，11月19日，来自湖北云梦县的智障劳工舒新红，死在北京通州区台湖镇徐庄村的一个豆腐作坊里。据同是智障人的妻子杨小兰称，夫妻二人在同乡老板田建军、程爱平夫妇作坊里每天劳动十八九个小时，经常遭打。但这一说法及死亡原因仍有待警方调查。12月3日，当地有关部门查抄徐庄村豆腐作坊时意外发现，在另一家作坊里，也有三名疑似“智障劳工”从事超强度劳动，并称经常挨打。

智障劳工被强迫劳动、遭遇殴打的事情屡有见闻，然而，这一次却发生在通州。黑作坊、使用“智障劳工”、涉嫌毒打强制劳动，综合太多违法现象的这一极端事件，不能不促人反思：城市的边缘地带究竟存在多少监管盲区，到底该如何进行有效的社会治理？

对这一带的黑作坊，当地执法部门并非毫无察觉，仅今年就查抄过两次。但现在看来，每一次的查抄不过是一次“割韭菜”：过一阵子，这些黑豆腐作坊又卷土重来。这样的“驱赶式”查抄效果如何，由此可见一斑。

即便是在这样的查抄中，黑作坊涉嫌强制智障人士劳动的情形也没有得到充分重视。两次查抄均没有发现就是佐证。而在最近一次的查抄行动中，当记者发现鲍家作坊有三名疑似“智障劳工”时，执法人员联系通州区劳动监察部门，劳动监察部门竟然以忙其他事为由作答，未能及时赶到现场，致使鲍家姐弟带走了三名“智障劳工”。由此可见，有关执法部门保障劳工权益的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此外，城市化的发展也使得城市边缘的村庄生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台湖镇徐庄村虽然还是一个村庄，却也因为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呈现出“陌生人社会”的某些特征。这其中一个显著表现就是，村里人与外来人口之间存在深深的隔膜，豆腐作坊做了两年多，但豆腐从不卖给村里人，也从不跟村里接触。

与此同时，城市严密的社会管理系统又没能延伸到这里，城市边缘容易存在一个个的“监管盲区”。从近期媒体的一些报道来看，废机油的最大黑市在城乡接合部，收炼地沟油的黑作坊也在这一带扎根，城乡接合部“藏污纳垢”的能力之强，往往令人惊异。在这样的背景下，通州的智障劳工并非偶然。

现在，徐庄村涉嫌暴力强迫“智障劳工”劳动的黑作坊虽已被查封，但几名“智障劳工”却下落不明，有关部门应尽快查找他们的下落，并查清是否存在暴力用工的事实，以及智障劳工舒新红的死亡原因。如果情况属实，对相关责任人依法惩处。

然而，公众更希望看到的则是，对这些“城乡接合部”、“边缘地带”，相关部门提供普遍的公共服务，延伸无差别的监管体系。城市边缘只应该是地理上的一种认知，而不应该成为社会管理上的“短板”。今后，执法与监管急需要向城乡接合部倾斜。如此，才能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根除虐待智障劳工事件发生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