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意味着“财富”

案发经过并不离奇，和普通入室抢劫没多大区别

劫案缘起：两个犯罪嫌疑人均是白家所在小区的保安，因常帮忙往白家送东西，感到搬的东西很沉，不像包装上说的茶叶、月饼，就怀疑白家藏有贵重物品。

劫案经过：两保安趁白培中妻子一人在家之际进入白家，威胁其把家中保险柜打开，将贵重物品洗劫一空。他们下楼后，居然堂而皇之地开上白妻的奥迪车逃走。

离奇的是破案经过和结果

案发后，白培中的妻子来到公安局报案，她所报的失窃金额是300万。案子破得无比顺利。能迅速破案的原因在于，“疑犯均认为白培中这些钱是贪污受贿来的，根本不敢报案，所以连奥迪车的车牌都没换”。

而警方破案之后也发现，原来涉案金额惊人，远远不止300万。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后，证实被盗钱财物品总价值近5000万元，其中：人民币600万元、港币100万元、美元27万、欧元300万。金条七、八公斤，另外还有名表、钻戒、项链等名贵奢侈品。…[详细]

最离奇的是劫案曝光后白培中没被停职，仍然“坚守”董事长位置近一月

11月24日，山西前媒体人高勤荣在微博首次将劫案曝光。本月初，有记者也收到自称系太原警方人员的邮件，所述更为详尽。在邮件的最后，这位“警务人员”讲述了对外透露消息的原因：“事发后，太原市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戴来伟向办案民警下达封口令，要求绝对保密。办案民警看着追缴回来的巨额财产，看着白培中400平方米的豪宅中到处堆满名人字画、各种名贵饰品，称这样的贪官早该曝光了。”白培中这个级别的国企老总本身年薪很高，在百万左右。如果真是如其妻子所说的300万被劫，那么并不会惹人生疑。可问题在于现在的数字是5000万，这么一大笔财产的来源就显得可疑了。

尽管媒体对此事作了报道，也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但是山西焦煤集团、白培中及太原警方采取了不“辟谣”，亦不接受采访的沉默方式。只有一位接近山西省纪委的人士表示：此劫案发生后，白培中曾专门到省纪委，接受询问谈话。

最令人费解的是，白培中仍然在山西焦煤集团董事长的位置上正常工作，没有想象中的被“双规”。12月20日，他还率队参加了2012年山西省煤炭产运需衔接工作会。而12月22日，他被免职之后，山西焦煤集团的网站首页上仍然有许多他的宣传图片，可见他被免职得很突然。显然，这里面有很大一部分舆论持续发酵的因素。事实上，有知情人士透露，劫案曝光后，山西焦煤集团一些人士一度依然认为“他不会有事”。

王家岭矿难幸存者

山西煤焦领域是腐败重灾区：去年前11个月落马906人

2010年1月到11月，山西省煤焦领域处分违纪党员干部906人。截止去年11月，山西省两年多清缴各类违法、违纪资金超过300亿元。在彰显山西省反腐力度的同时，也表现出煤焦领域实在是腐败的重灾区。这是因为，煤是中国最为依赖的能源之一。从开采到售卖各个环节，盘根错节，都很容易滋生腐败。2009年那场著名的“煤改”的理由就是减少矿难和腐败（斩断官煤勾结链条），不过国有大矿王家岭的矿难冲击了前一个理由，而央企中煤集团副总经理张宝山因“煤改”的幕后交易而落马则证明了后者也只是个美好的愿望而已。总之，山西煤焦领域的腐败情况实在是触目惊心。白培中以前的副手、山西焦煤集团原总经理高玉斌也是在去年因受贿而被捕。

煤焦领域主要有五大腐败途径

第一类：利用职权收受巨额贿赂，如大同市原副市长王雁峰，大同市公安局原局长申公元在煤矿置换过程中收受巨额贿赂案。

第二类：“伸手煤矿”入“干股”、“权力股”、违规投资入股煤矿非法获利，如大同市南郊区口泉乡党委书记陈美等人投资入股煤矿非法获利3050万元案。

第三类：利用“公权”，充当“保护伞”、“收黑钱放黑车”，收受贿赂，如交口县回龙乡党委书记朱计喜、乡长任煜州等9人收受黑矿主贿赂154.5万元。

第四类：在煤炭生产、销售过程中利用职权挪用公款、收受贿赂。如山西焦煤集团原副董事长、总经理高玉斌利用职权在煤炭销售过程中受贿120万元。

第五类：在国有煤矿产权转让过程或者在“煤改”中利用职务之便非法获利。如中煤集团原副总经理张宝山于2009年间，利用职务便利，在中煤集团对山西金海洋进行增资扩股过程中，为后者提供帮助，收受礼物。

以上五类几乎囊括了煤焦领域的干部们所有贪腐途径。而回顾白培中的简历会发现，几乎每一种方式他都有运用的机会和可能性。

2006.4以前：白培中担任大型煤企一把手多年，并参与改制

白培中1963年10月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1983年，他来到霍州矿务局任设备技术员。1995年到1996年间，他曾经任霍州矿务局供应处处长，不过鉴于当时煤焦行业供大于求，这一职务在那时并不算个“肥差”。后来，他先后担任曹村矿矿长、洪洞煤焦公司总经理。

煤炭停止价格下跌，变得供不应求是从2000年5月开始，而这个时候，白培中已经是霍州矿务局的副局长，并参与了对霍州矿务局的改制。在改制之后的霍州煤电集团责任有限公司，他升职为总经理。2001年9月，霍州煤电再次变革，加入山西焦煤集团并成为其子公司。与此同时，白培中成为这个子公司的董事长，并任母公司的董事、党委常委，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待到了2006年4月。霍州煤电本身就是个大公司，现在有5个矿区，分布在山西17个县，煤矿资源非常丰富。

因此，在这个阶段，经历了企业改制的白培中存在许多非法获利的可能，在五类经典的煤焦领域腐败途径中，除了利用公权力给黑煤窑作保护伞的可能性小一些外，别的空子他要钻都很容易。

2006.4—2008.4：白培中从政，负责抓安全生产，却未受辖区矿难频发牵连

2006年4月，白培中来到山西省忻州市任职，担任市委常委，一个月后还当上了市政府副市长。按照惯例，这时候他应该是个副厅级干部了。白培中分管工业、煤炭、环保、国有资产管理、企业改革、安全等方面的工作，都是重头戏。他还担任忻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

2006年年底，白培中协管的忻州煤矿安全监察局被央视和《中国青年报》曝光了丑闻——该局竟然向煤矿借了两百多万，建造豪华的办公大楼、职工宿舍。不过因为该局是省直管单位，白培中只是协管，他也不用担责。但是，这件事也爆出了忻州是个矿难频发城市。根据公开报道，在2006.4到2008.4，白培中抓安全生产期间，忻州出过5次死亡人数在10人以上的特大安全事故：

2006年7月7日，宁武县东寨镇东寨村王二文因非法开采煤矿转移藏匿家中的200公斤左右炸药。不料却起火引爆，共造成居民及救火群众47人遇难。

2006年8月4日，山西省忻州市宁武县西马坊乡大灰窑煤矿发生有害气体涌出事故，18人遇难。

2006年11月5日，大同煤矿集团轩岗煤电公司焦家寨矿(地处忻州市原平县境内)发生瓦斯爆炸事故，47名被困矿工全部遇难。

2007年1月12日，山西省忻州市宁武县化北屯乡牛心会煤矿发生瓦斯爆炸，13人遇难。

2007年06月03日，山西忻州地区静乐县泥河岭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13人遇难。

尽管出现了这么多触目惊心的特大安全事故，主管安全生产工作的白培中乌纱帽却戴得很稳当，未受到公开的处分或者问责。这当然不是正常现象。白培中的前任叫作杨晋生，他曾经两次因为矿难受罚。2003年，杨晋生因为对事故发生或事故瞒报负有领导责任而被行政记过；2005年，因为造成36人遇难的忻州宁武特大矿难，杨晋生被行政降级，因此才有了白培中的接替。

白培中任内，甚至有47人遇难这样的特大事故，但是却未见任何处罚。白培生在忻州两年之后也顺利变相升职，来到山西最大国企作一把手，按照惯例，他是厅级干部了。

当然，担任负责煤矿生产和安全监督的官员后，白培中手中的权力就更大了，拥有很多审批权和生杀大权让他也有了更多的权力寻租空间。

2008.4—2011.12：山西最大国企一把手，也未受屯兰、王家岭等特大矿难牵连

2008年，山西焦煤原来的一把手杜复新已经60岁，到了退下来的年龄。而接任者就是在地方从政归来的白培中。其实，白培中在复制杜复新的经历——一样是煤企基层出生，一样是去了地方政府挂职之后在来到山西焦煤任职。山西焦煤是个巨无霸企业，去年销售收入破千亿元，原煤产量跨亿吨。白培中原来担任领导的霍州煤电已经很大了，也只不过是其众多子公司之一。

2009年2月，山西焦煤屯兰煤矿发生瓦斯爆炸，74名矿工遇难。事后初步总结事故原因为，通风管理不到位，瓦斯治理不彻底，现场管理不严格，安全措施不落实。可以说领导层要负很大责任。这一次，白培中也终于受了点处罚，被记了行政大过，不过这样的处罚其实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2010年4月，王家岭特大矿难发生，38名矿工遇难，山西焦煤和中煤各有王家岭煤矿50%的股份。白培中未受到任何的牵连。

可以说，在山西最大国企担任一把手的3年零8个月时间内，白培中权力惊人，从各方面谋求非法利益都很容易。

综上，随着职位的攀升，白培中拥有的权力寻租空间越来越大。然而，不解的是，白培中多次对特大矿难负有领导责任，却几乎没有受到过牵连。再联系到白培中东窗事发之后也能安然在职将近一个月，这样的“幸运”当然很蹊跷。

白培中在视察工作

这个故事恰恰说明，“小偷反腐”等另类反腐并不可靠

此事一经报道立马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许多人都称颂两位保安为“侠盗”。这样的“意外故事”其实并不罕见。“小偷反腐”也和“二奶反腐”，“离婚反腐”等一起被称为边缘反腐方式。

其实，不管是“侠盗”也好还是“青天大老爷”也好，不过是人们在腐败丛生却又无法从制度上杜绝时一厢情愿的想法。而这个故事里，两位犯罪嫌疑人确实是曝光可能的腐败现象重要的第一环。不过，这个事情却被压了下来，白培中依然在好好地工作。倘若没有内部告密，倘若没有媒体报道，倘若没有引发广泛的关注度，白培中绝对不会被免职调查。

而杜绝腐败的，只能是制度上的变革和保障。对于白培中这样的国企领导尤其如此。

行政、市场不分家，是国企高管腐败无法杜绝的根本原因

许多国企高管年薪高，还有着各种各样的职务便利，垄断行业的国企高管更是“时代的宠儿”。他们手握着巨大权力的同时，也可能用权力捅出一个又一个的黑洞。据统计，2003年1月至2007年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调查国有企业案件71507件，涉及企业高管19698件。

对国企高管权力制约的途径不外乎内外部两种约束机制，然而，内部约束太软，外部约束太远。改革之前的党委书记、厂长、工会主席变成了改革后的董事长、总经理、监事会主席。而在国企中，监事会与董事会都由政府统一委派，而经理任命也由组织部门审核。这样原本独立的三个基本结构又被无形中合而为一，法人治理结构预设的制衡格局往往演变为内部控制格局。在内部，国企高管也像白培中这样，是行政上的“高官”，没上市的公司自然没有任何约束力，就算上市了的公司，其实也没有有效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股东弱、管理层强”。在外部，国资委对于这些大型国企约束力也不强，比如白培中的行政级别其实和山西省国资委主任的级别是一样的，又何来监管？更是不乏这样的声音：“在地方上，只要企业能够做大做强，国企主管机构与地方领导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腐败趁虚而入。有的甚至成为腐败共同体，形成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

解决问题：行政的归行政，市场的归市场

现代企业制度天然地伴随着股东对企业管理者的监督问题，因此，让国企建立健康、完整的现代企业制度当然能够杜绝腐败。但是国企名义上虽然是全民所有，在实际中却产权归属模糊。一时间要捋顺产权结构，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无疑是痴人说梦。而“煤改”这样的“国进民退”的政策更是让国企越来越巨无霸，国企高管的权力自然越来越多。因此，去行政化，走向真正的市场化其实有助于减少腐败。

让企业的高层回归职业经理人，而不是行政化的高官，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当然，如果国企高管们都是有行政级别的官员，那么要求他们更“阳光些”，决策、薪酬、财产都让全民出资人监督也是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