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工作间歇时受伤应否给予工伤赔偿？

          宣某是某运输公司随车装卸工。在一次外出装运钢材等待其他车辆承重的间歇，他躺在车后避阴处休息（事发后称是发现车后箱滴油而在查看和检修），驾驶司机不知情倒车时将宣某碾成重度伤残。宣某申请工伤认定并享受工伤待遇。劳动行政部门认为宣某是装卸工，工作职责并非车辆修理，是因工作间歇休息地点不当造成伤残，不符合工伤范围，不应认定为工伤。宣某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宣某的受伤情形不属于工伤排除范围，就应当认定为属于工伤范围，撤消了劳动行政部门不予认定为工伤的结论。劳动行政部门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则认为，工作间歇是职工劳动过程中的客观需要，为工作的一部分，用人单位应当为职工提供必要的休息场所。宣某虽属休息地点不当，但用人单位应当承担责任。同时，根据工伤保险保护弱势群体权益的立法原则，认为宣某所受伤应当认定为工伤，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      本案认定中的分歧既源于对“工伤”在理论上的不同解释，也囿于对现行法条的各自解读。      在理论上，人们将“工伤”界定为因工作原因受到的伤害，也称为职业伤害，是指劳动者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因工作、执行职务行为或从事与生产劳动有关的活动，发生意外事故而受到的伤、残、亡或患职业性疾病。实践中人们进一步把“工伤”简化为“在工作时间、因工作受到伤害”（如我国）①；或者更直接表述为“因工作受到伤害”（如德国）。这二者的共同点是强调了“因工作”受到伤害，不同点在于前者在时间上有所要求。      即使我们将认识统一到工伤是“因工作”受到伤害上，似乎也不能本案的分歧。因为如何界定“因工作”仍然是一个有分歧的问题。如果我们将“因工作”严格化，实行从严解释的原则，就会严格限定“工作”的范围。因为它要求受到伤害的劳动者必须在受伤时正在从事其本职工作，而且其行为与其本职工作还必须具有“直接的”、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不间断的”、“无中间环节”的联系，如司机必须是正在开车；车工必须是正在操作车床，锅炉工必须是正在烧锅炉。这样倒是简单了，却会极大地损害劳动者的利益，也与人们建立“工伤”赔偿制度的本意不符。      “工伤”作为一项社会保险制度源于德国，1884年德国颁布的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工伤保险法《事故保险法》就明确规定：劳动者受到工业伤害而负伤、致残、死亡，无论过失或责任在何方，雇主均有义务赔偿工人的收入损失，伤残者均有权获得经济补偿。它着眼于劳动者受到的伤害来源于工作，而并不强调劳动者所受伤害仅限于其自己的工作。这已经成为各国工伤保险赔偿中普遍遵循的原则和制度。比如，劳动者在上下班途中受到的伤害均被认定为工伤；因公外出期间突发疾病造成死亡或者经第一次抢救治疗后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等。②之所以把劳动者的这些伤害也认定为工伤，是因为人们视劳动者的“工作”行为为一个整体，劳动者的“工作”包括了劳动者直接“工作”和为了“工作”而为的行为。“工作”在这里是指“工作”和“为了工作”。      此外，在工伤保险法中“因工”与“非因工”的区别最终都应当归结到“职业伤害”上。而“职业伤害”是与工作环境、工作条件、工艺流程等相关联而受到的伤害。③      对“工作”的这种理解和解释既是必要的，也是公平合理的。因为无论是劳动者的工作行为或者是其“为了工作”的行为都是为了实现用人单位或者雇主的利益，而且也都是在用人单位或者雇主的安排、指挥下所为的行为。因此，对于工伤认定中有关“工作”的理解应当择其广义。对此，我们从日本的一个案例中更能得到清楚的结论。2000年7月29日黎明，24岁的韩颖从打工的饮食店完工后走回住处，途中被一骑自行车的男子抢走提包，韩颖追赶了三十多米想夺回提包，但却被该男子用刀刺中腹部等三处，一小时后死亡。歹徒逃逸。同年8月，来日本为女儿治丧的韩林琪以“上班灾害”提出工人灾害补偿保险申请。日本有关方面通过对事发当天的情况进行调查，认为事件发生在行人较少的场合，表明上班途中伴随着潜在的危险性，确认在大阪被歹徒杀害的中国女留学生韩颖属“上班灾害”，并向她的亲属支付工人灾害补偿数百万日元。④     

       案例二：因本人违章受伤能否得到工伤赔偿？     

        1998年7月，王某受单位指派在驾车外出取货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伤，车辆报废。公安部门认定王某负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王某向劳动行政部门提出认定工伤的申请，当地劳动部门依据劳动部关于司机工伤认定问题的复函，认定王属于工伤。⑤但其公司认为王某驾驶车辆超速行使且不听另一司机的劝告，存在“蓄意违章”情节，不应认定工伤，遂提出行政复议，复议机关以公司证据不足为由，维持了对王某的工伤认定结论。公司不服，再次以王某给公司造成13万元的损失，构成交通肇事罪不应认定为工伤，向法院起诉，并同时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该案审理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对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做出规定，造成公共财产或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30万元以上情形的才构成交通肇事罪。二审法院据此判决王某不构成交通肇事罪。由此，劳动部门认定其为工伤的结论也得以维持。      本案的焦点在于王某是否属“蓄意违章”。根据《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九条的规定，劳动者由于蓄意违章造成负伤、致残、死亡的不应认定为工伤。这项规定在实践中经常引起纠纷，甚至成为用人单位或雇主拒绝承担工伤责任的常用理由。那么，应当如何看待这一规定呢？      首先，我们应当对“违章”与工伤的关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就是说，劳动者在工作中由于自己的违章行为造成自己的伤害能否认定为工伤？对此的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因为工伤保险的原则之一就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即无论职业伤害的责任在于雇主、他人还是自己，受害者都应得到必要的补偿；这种补偿是无条件的，即使劳动者个人也有过失。因此，实行“无责任补偿”，给予伤残人员及时的物质帮助，是工伤保险法的首要准则。1884年德国颁布的工伤保险法案《事故保险法》中第一次明确规定：劳动者受到工业伤害而负伤、致残、死亡，无论过失或责任在何方，雇主均有义务赔偿工人的收入损失，伤残者均有权获得经济补偿。此后，这一原则被称为“职业的危害”或“无责任补偿”原则。到20世纪初，几乎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都将这一原则写进本国的劳动法规，“无责任补偿”原则成为世界各国确定工伤保险责任最为普遍适用的准则。      从工伤保险制度的发展来看，工伤补偿的归责原则也是经历了由“过错责任”原则向“无过错责任”原则转变而来。在“过错责任”原则下，需由受伤害的工人或遗属举证，雇主对于企业事故的发生必须有主观过错，否则就不能获得赔偿；“无过错责任”原则下，工人受到事故或职业病伤害，无需举证即可享受补偿的权利。至于过错可能有种种场合和情形：如劳动者劳动纪律松散、安全意识淡薄、或违反操作规程等导致伤害事故发生；或因为企业、雇主一方管理混乱，设备设施不良、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等；还有可能是双方过错，如企业为追求经济效益，而劳动者为更多赚钱加班加点、疲劳作业；以及其他意外事故，如劳动者之间因过失造成伤害等等。正是基于上述这些情况，建立工伤保险制度时，确立了“无过错责任”原则。它表明一旦发生职业伤害事故，不论雇主或雇员是否存在过错，原则上受害者都可以得到赔偿。这一原则的转变，起到了发挥社会保险的功能、简化法律程序、提高效率的作用，及时、公正地保障受伤害劳动者的权益，同时，也使企业、雇主从工伤赔偿官司中解脱出来，有利于开展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其次是我们应当如何认识“蓄意”？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蓄意：早就有这个意思（指坏的）；存心，如蓄意进行破坏，蓄意挑衅。”⑥这其实就是一种故意破坏生产的行为，或者是法律上认定的违法犯罪行为。这种行为在《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九条第一项“犯罪或违法”中已经作了明确的规定，再以“蓄意违章”列为第五项似乎除了引起误解和争议，并无其他益处。各地为了执行这一规定，又作了一些具体的规定，结果却事与愿违。如《北京市企业职工工伤范围有关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把“蓄意违章”界定为，企业职工在工作时间内造成的伤亡，由企业人员证明纯属本人恶作剧而导致的伤亡，属于“蓄意违章”，不能认定为工伤。把“蓄意违章”具体化为“恶作剧”并没有让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1290页，商务印收馆，北京，1980。      明白何为“蓄意违章”，反倒使人有“恶作剧”的感觉。      之所以“蓄意违章”与工伤认定格格格不入，根本原因是“蓄意违章”在本意上就是与“无过错责任原则”相冲突的。工伤保险法将“无过错责任原则”确定为自己的基本原则，其理论依据主要是：劳动者劳动环境的危险性，即人与机器相比总是处于相对弱小的地位，劳动者受到伤害是难免的；劳动者的危险来自于雇主，即凡利用机器从事生产活动的雇主都有可能对其雇员造成职业伤害；劳动者受到的伤害都是非自愿的，即即使劳动者受到伤害有时是自己的过失造成的，但也并非出于自愿。⑦工业社会的法律推定劳动者不会自己伤害自己。正是基于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劳动环境、劳动卫生状况、生产设备等都直接关系到劳动者的安全，并且正是基于对无过错责任原则理论依据的共识，所以，当劳动者受到伤害时，无论雇主有无过失，无论是由于劳动者本人或其同事的过失、粗心、以及其他原因，都由雇主承担工伤赔偿责任。由于劳动力是重要的生产要素，职业伤害又是劳动者在生产劳动过程中造成的，是为了生产创造经济效益而付出的代价，因此雇主应当负担全部保险费。如同支付修理、维护机器和添置设备费用一样，是完全必要、合理和必需的。马克思称之为“劳动能力修理费”。      而“蓄意违章”之说显然与上述法律原则及其理论依据是不相容的。面对这一规定在实践中造成的误解和麻烦，及时删改是适宜的选择。         

    案例三：工伤认定应当属地管辖还是统筹地管辖？      外地某施工企业在北京承揽项目时，施工单位职工将分揽的项目与在京老乡共同完成，结果老乡发生工伤事故。受伤害者向北京某区劳动行政部门申请工伤认定，该劳动行政部门也认定其为工伤。施工企业不服将劳动保障部门诉之法庭，结果法院认定劳动行政部门超越管辖范围，判定撤消工伤认定结论。法院的理由并非认为受伤者与施工企业不存在劳动关系，而是认为施工企业注册地不在北京。因为依据《北京市企业劳动者工伤保险规定》配套文件规定，工伤认定实行企业法人注册地或工伤保险统筹地属地管辖，北京的劳动行政部门无权对该受伤人员进行工伤认定。      本案涉及的是工伤认定的管辖权。对于工伤认定的管辖权，目前大多数地方都是由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营业注册地或企业缴纳工伤保险费所在地的劳动行政部门负责。但也有个别地方由事故发生地的劳动行政部门负责，如重庆市。这些规定在实践中便产生了企业法人注册地和事故发生地劳动行政部门都对工伤申请不予认定的情况，而且均有当地制定的地方规章做依据。一方面是谁认定谁就将承担诉讼风险；另一方面，事故地劳动行政部门如果认定为工伤，而企业工伤保险统筹是在企业注册地，工伤保险待遇也将由统筹地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支付，那么就会出现认定结果是否被当地劳动部门或社保经办机构认可的问题。例如，1999年北京的劳动行政部门曾经认定一例深圳企业驻京机构人员的工伤，后遭到深圳企业反对，称此人并非其职工。而驻京机构也改变态度，也不承担工伤责任，使此人的工伤认定失去意义。此后，北京才颁发了工伤认定实行法人注册地或工伤保险统筹地管辖的规定。①     日前，劳动行政部门因工伤认定的管辖权问题发生的诉讼案件也日渐突出。主要是由于工伤保险统筹全国不统一，各地实行工伤保险的统筹项目也不尽相同。一方面，工伤认定结果直接影响待遇支付，即基金的支出。另一方面，工伤保险基金的管理未脱离当地劳动行政部门监管、控制和影响，于是，基于严格控制基金支出的主导思想作用在工伤性质的认定上，所以才造成对于工伤认定实行属地管辖或统筹地管辖相分离的局面。      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办法有待于全国工伤认定范围和标准的统一，尤其是全国范围内的工伤保险社会统筹，使受工伤的劳动者完全摆脱用人单位和当地工伤保险部门的约束。即使在工伤保险社会统筹在全国范围内不统一时，工伤认定的管辖权也不应当受地域的限制。这可以通过在全国劳动系统范围内建立联动机制来实现，即由企业注册地或企业工伤保险统筹地劳动部门委托事故发生地劳动部门进行工伤认定或调查取证工作，而由其自己最终做出工伤认定结论，从而妥善解决目前出现的管辖权争议问题。           案例四：工伤赔偿应否区分劳动关系与民事关系？      某山庄在本单位院内搭建蒙古包，责成山庄主管基建的负责人通过承揽该项工程干铁活的领班找来木工王某。当时口头约定由王某自带工具负责做蒙古包工程的木工活，山庄每天给付40元劳动报酬。一天下着小雨，工程负责人指派王某去帮干铁活。王某在往蒙古包上铁板时，因下雨板滑砸致双脚后跟跟腱断裂。当地劳动行政部门依据王某申请，认定其为工伤。但该山庄不服，以王某并非其职工，伤是私自帮铁工干活时造成，而且王某伤后除支付其治疗费外已一次性给付5000元，不应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为由起诉至法院。一审法院根据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关于事实劳动关系的规定，认为王某与山庄没有形成事实劳动关系，判决撤消劳动行政部门对其工伤认定结论。劳动行政部门不服，认为山庄虽然没有与王某签定劳动合同，但以日工资形式发放劳动报酬，有具体工作内容，王某服从于山庄的工作安排，属于临时用工，形成事实劳动关系。在此期间发生伤害事故应认定工伤。据此理由劳动行政部门提起上诉。      本案反映出确认承担事故责任主体的问题，即是工伤事故责任还是民事伤害责任？对受伤害者本人来说，根据工伤保险的无责任赔偿原则，他们都毫无疑问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因为他们都是在从事劳动过程中遭受的事故伤害，所以与他们存在劳动关系或建立了事实劳动关系的主体首先应当承担工伤保险责任。而如果不存在劳动关系，而是平等民事主体间的承揽关系，所以不应当认定为工伤。      法律规定用人单位用工应当建立劳动关系，签定劳动合同。但是，实践中不签定劳动合同的现象随处可见，特别是非公企业。或者以签定经济承包合同、承揽合同、劳务合同等等五花八门的形式否认劳动关系。为了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劳动行政部门规定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同样适用《劳动法》。因此，只要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发生伤害事故，即使没有劳动合同证明，用人单位同样应当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工伤保险制度是建立在劳动关系基础上的无责任赔偿，这与建立在平等主体关系上的民事责任赔偿有着本质的区别。很显然，在确定赔偿责任主体的问题上，认定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则非常重要。那么，究竟什么是劳动关系呢？由于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法律法规界定什么是劳动关系，因此，在确定双方关系时，目前主要分歧就集中在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的问题上。换言之，就是集中在用人单位和自然人之间因付出劳动或劳务和支付报酬而建立的法律关系是否必然为劳动关系？      有学者认为，经过劳务派遣组织派员工到用人单位提供劳务，两个单位是劳务关系，员工和派遣组织是劳动关系，而真正用人单位与员工的关系是工作关系。这种工作关系不能称为劳动关系，因为现有法律规定劳动者只能有一重劳动关系；但也不能称为是劳务关系，否则一旦工作中发生伤害事故，劳动者即可以向劳动关系主体要求工伤保险待遇赔偿，同时又可依据劳务关系要求真正的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有学者认为，派遣组织是将劳动力的使用权让度给真正使用它的用人单位。那么如果工作中发生事故伤害，就应该由真正使用该劳动力的用人主体承担工伤保险责任，而与劳动关系的主体无关。      用人单位和自然人之间因付出劳动和支付报酬所建立的法律关系一般情况下是劳动关系。劳动关系是劳动力的所有者使用和支配劳动力并与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或管理者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它是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通过有组织的具体劳动生产出产品或劳动成果，所以，无论是劳务派遣，还是为多个用人单位提供劳务，只要劳动者通过出让劳动力支配权给用人单位并获得劳动报酬，用人单位通过管理、支配使用劳动力，组织开展劳动并获取劳动成果，双方形成的关系即为劳动关系，而社会保险关系又是依附于劳动关系之上的关系，只要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形成劳动关系，那么用工主体就应当为其缴纳包括工伤保险费在内的各项社会保险。如果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发生职业伤害，其中无论是否有个人过失或其他责任人的存在，劳动者都应当有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用工主体也都应当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但公民个人和用人单位之间因付出劳动和支付报酬而建立的关系也可能是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其中的主要理由：一是有法律明确规定，例如依据《保险法》规定，保险代理人与保险公司之间就不是劳动关系，而是保险代理关系。二是《民法通则》规定除自然人外，个体户、农村承包经营户和个人合伙也属于自然人范畴。那么个体户、农村承包经营户和个人合伙与其他用人单位因承揽一定劳务和支付劳务报酬建立的关系完全可以是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因为两个自然人之间是不能建立劳动关系的。      在现实中，由于劳动保障立法滞后，至今没有从法律上明确界定劳动关系的概念；另一方面，用人单位不严格依据法律规定，履行与劳动者签定劳动合同的手续；或者有意规避法律，与劳动者签定所谓劳务协议、承包协议等，或只存在人事档案关系而不存在真正劳动关系。例如，劳动者与单位（特别是国有企业）签定协议保留档案关系或社会保险关系后到另外的单位工作。而这种协议保留档案关系或社会保险关系的做法还成为某些地区控制失业率、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措施。但是，这些做法的确在客观上造成用工行为本身的混乱，使社会保险关系与真正的劳动关系不统一。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发生工伤事故，也就造成难以判断双方之间究竟存在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从而成为确定承担责任主体的关键和难点！      在实践中，双方当事人在一方提供劳动获取报酬与另一方支付报酬获得劳动成果过程中建立的劳动关系与平等民事法律关系上的区别和特点，如下：      （1）劳动关系的主体是劳动者和依法成立的用工主体（可以是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法人（或依法成立的组织）与法人；民事关系的主体是法人（或依法成立的组织）与自然人（包括个人、个体工商户以及承包户、个人合伙）；自然人与自然人；      （2）劳动关系的形式是劳动者和用人主体签定劳动合同（雇主应办理招工手续）,民事关系的形式是协商签定或约定劳务协议。      （3）劳动关系有行政隶属关系，地位不平等；劳动者应服从用人主体的组织、管理和工作安排；遵守劳动纪律以及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民事关系的双方主体是平等的民事主体，没有行政隶属关系：没有管理与被管理关系，一方自主生产、劳动，另一方不予干预。遵循诚实信用、平等协商的原则。      （4）劳动关系的工资按劳分配、同工同筹原则；应当遵守最低工资的规定；民事关系采用等价有偿原则，不受最低工资限制。      （5）劳动关系的特点在于用人单位应当负责提供劳动者生产资料、生产工具、生产作业环境等必要的劳动条件，依法或依行标，负责提供生产劳动所必需的设备、设施以及劳动保护用品等；负责并注重劳动全过程的组织与管理。民事关系的特点一般情况下，提供劳务方应自行负责生产资料、生产工具以及劳动条件及作业环境等事项，也可双方可平等协商；接受劳务方注重的只是劳动成果，不注重提供劳务的过程。      （6）劳动关系的法律师责任包括办理招工备案手续，负责建立雇工劳动档案，负责雇员的技能训练和职业培训，必须履行法定的社会保险义务和代扣代缴义务；民事关系则与档案问题无关，接受劳务方不必然负责提供技能培训，也不负担社会保险费缴费义务。      （7）劳动关系受劳动法调整；民事关系受经济法、民法调整。      在认定是劳动关系还是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时，必须全面考虑以上所列内容，不能只强调一方面的区别或特征就做出判断，否则往往会出现以偏概全的错误，直接会影响正确判定承担责任的主体以及承担赔偿责任的性质。在区别劳动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的问题上，也应当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如果当事人双方明确是平等协商建立的民事法律关系，那么适用《民法通则》调整。但如果双方没有签定合同而又发生争议，则应依据《劳动法》，以及《劳动法》保护弱势群体的立法宗旨认定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           案例五：工伤赔偿是能取代民事赔偿？      在一次煤矿事故中王某受伤，煤矿一方为隐瞒事故，与王某私下协商给付其一次性赔偿5万元。事后，王某又向劳动行政部门申请认定工伤。在这种情况下，王某是否还有权利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呢？进而言之，如果王某伤害认定为工伤后，除享受了工伤保险待遇外，是否仍然有权利再向煤矿要求损害赔偿呢？      对于这类情况，新加坡工伤保险方面的立法是这样规定的，工伤职工既可以根据工伤补偿法申请工伤待遇，也可以通过民法获得民事损失补偿。但是，只能选择其中之一。例如如果工人在工作中的伤害是由于同事行为造成，工伤职工可以根据民法起诉这位同事，或者根据工伤保险补偿法要求雇主补偿，二者择一。      尽管我国工伤保险遵循的补偿原则同样是民事赔偿与工伤保险赔偿不重复享有权利，但对这一问题在法律上仍欠明确规定。      2002年，我国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社会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同年颁布的《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八条也规定：因生产安全受到损失的从业人员，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本单位提出赔偿要求。      从建立工伤保险的发展历史、原则和作用上分析，这些规定让人难以理解和困惑。因为工伤保险正是从民事的有责任赔偿逐步发展为无责任的雇主赔偿，进而确立了今天被世界公认的工伤保险实行雇主缴费和无责任赔偿原则。而且，工伤保险制度具有保障和赔偿相结合的原则，工伤保险的待遇中本身就应当包含有人身损害赔偿的内容。另外，工伤保险也有将投保人（用人单位或雇主）从工伤赔偿的民事官司中解脱出来，以保险责任替代民事责任和合同责任的作用；同时，通过建立工伤保险制度，确定工伤待遇标准也为防止和避免因类似的职业伤害在民事赔偿审判中，因法官的自由裁量导致工伤待遇崎高崎低的不公平现象的发生。      从德国工伤保险制度的发展来看，工伤保险的建立正是基于改善工人在受到工业伤害后的悲惨生活状况的事实。这一制度是否定将民法一般原则适用于工伤事故处理的做法，而以保赔偿代替合同违约赔偿和侵权赔偿的过程中发展来的。它使工人无需以法律诉讼来得到工伤保险待遇，从而不必发生昂贵的诉讼费用，也免去了繁琐费时的诉讼过程，而且也不会由于企业经济困难而影响工伤待遇。另一方面，由于依照无过失赔偿原则处理工伤事故，企业雇主不再被控诉，也有效地将企业雇主从繁琐的民事诉讼程序中解脱出来，有利于正常的生产经营。应当指出，这样的替代意味着雇员因工伤保险赔付的形式免除了雇主在侵权法和合同法上的责任，即雇员无权再要求雇主对其事故损害进行民事赔偿。因此，这种工伤保险体系必须建立在雇员从工伤保险管理机构申领的保险待遇与雇主承担民事责任赔偿相同的前提下才是公正和公平的。为保障制度的公正和公平性，德国法律规定工伤保险待遇法定，即待遇高低依法由损害程度确定。      我国工伤保险的待遇标准也是根据伤残程度确定的。国家技术监督局于1996年正式批准颁布了《职工工伤与职业病伤残程度鉴定》国家标准（GB/T16189-1996）,这一标准为准确的鉴定工伤和职业病致残程度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因此，在保险待遇法定上，我国工伤保险制度与德国工伤保险制度是相同的。当然不能否认，我国现阶段的工伤保险待遇还处于比较低水平的保障阶段，有待进一步提高和完善。但这一制度建立的目的和遵循的原则与世界公认的工伤保险原则都是一样的。所以《安全生产法》和《职业病防止法》中规定的除工伤保险外的民事求偿权利，是对工伤保险理论的一大突破。      但是，如果受伤害者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伤害事故是用人单位或雇主恶意行为，或者能够证明用人单位或雇主放任事故的发生和扩大，或恶意隐瞒事故、拖延救助而造成劳动者更为严重伤害的后果时，那么完全有理由追究用人单位或雇主的其他责任。同时，在一般的交通事故民事赔偿中，伤残者也可以依据民法要求赔偿，可以主张其民事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但在工伤保险范围内，即交通事故中被认定为工伤的一方，没有再向用人单位或雇主要求除工伤保险责任以外的民事权利。劳动部在《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中明确规定，由于交通事故引发的工伤，应当首先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及有关规定处理。交通事故赔偿已经给付的死亡补偿费或者残疾生活补助费，工伤保险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或者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不再发给。但交通事故赔付额低于工伤保险的，由工伤保险或企业补足差额。②由此表明，交通事故中工伤保险与民事赔偿对人身伤害是不重复赔付的。这也完全体现了工伤保险制度实行损害赔偿不重复现有权利的原则。           注释:     ①2002年4月1日《北京市企业劳动者工伤报告和工伤认定办法》第二十条：“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经营单位，由其具备法人资格的上级企业向企业住所地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若干企业承包建筑工程，发生工伤事故后由伤亡职工劳动关系所在企业向本企业住所地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 门报告工伤事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在外省市工商注册的企业在京发生工伤事故，向企业住所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②《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二十八条:”由于交通事故引起的工伤，应当首先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及有关规定处理。工伤保险待遇按照以下规定执行：（一）交通事故赔偿已给付了医疗费、丧葬费、护理费、残疾用具费、误工工资的，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不再支付相应待遇（交通事故赔偿的误工工资相当于工伤津贴）。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先期垫付有关费用的，职工或其亲属获得交通事故赔偿后应当予以偿还。（二）交通事故赔偿给付的死亡补偿费或者残疾生活补助费，已由伤亡职工或亲属领取的，工伤保险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或者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不再发给。但交通事故赔偿给付的死亡补偿费或者残疾生活补助费低于工伤保险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或者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的，由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补足差额部分。（三）职工因交通事故死亡或者致残的，除按照本条（一）、（二）项处理有关待遇外，其他工伤保险待遇按照本办法的规定执行。 （四）由于交通肇事者逃逸或其他原因，受伤害职工不能获得交通事故赔偿的，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按照本办法给予工伤保险待遇。 （五）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帮助职工向肇事者索赔，获得赔偿前可垫付有关医疗、津贴等费用。”